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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升级暖风机

时间：2022年09月22日

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升级？

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升级？2013-02-14 09:40:41 来源：《财经》分享到：世界上有两种产业升级，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中国得选一种。

一个正常的经济会逐步出现产业升级，其前提是劳动技能的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劳动成本上升。请读者注意，我特别使用了“由此带来的”这几个字，是要排除除了劳动技能提高之外导致劳动成本上升的一切原因。

正常的经济成长路径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便宜，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老百姓富了之后，不甘于挣辛苦钱，于是，他们会投资于教育和技能，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能干，——注意，不是变懒了——然后问企业要更多的工资。而企业面对工资上涨的趋势，使用资本-劳动比率更高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比原来更高端的产品。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这个国家越来越富，在国际分工中链条中，逐渐往上爬升。

在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中出现的劳动成本上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产业升级，是我所说的“好的”产业升级。与此相对的是“不好的”产业升级，是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利率低估)之下的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在历史上出现过，计划经济国家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种表面的辉煌，包括最近朝鲜的火箭上天。除了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这点积极意义之外，事实证明，通过压低资本价格来实现的产业升级是经不起国际竞争的考验的。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时，计划经济的历史教训不应该被忘记。

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

往企业里走走，去遍地开花的工业园看看，很容易为中国出现的产业升级而乐观。但是，让我们冷静地想想，是什么在推动当前的产业升级？企业的确是理性的，它们只会对生产要素价格起反映，那么生产要素价格是怎么决定的？

我知道我问的问题和即将提供的答案很多人(特别是地方政府)不爱听，但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最为基本的原理，冷静地想想。如果利率是被管制和压低的，如果建设用地供给是被严控的(尤其是在东部)，会是什么结果？结果是资本便宜，地价上涨。地价的上涨带动房价的上涨，利率的低估也会鼓励住房贷款，加剧房价的上涨。住房支出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价上升势必带动工资上涨。

回顾最近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路，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在金融领域，在2004年将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改为基准利率的0.9倍。同时将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不设下限，但向上浮动空间为零，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存款利率的管制上限和贷款利率的管制下限，也就是为银行提供了一个管制性存贷利差，而且这个利差一直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而03年之后通胀水平较高，使实际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资膨胀，而其中的低效率被高利差带来的银行利润掩盖住了。

在土地方面，经历了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开发区的急剧增长之后，2003年底国家加大了对全国各类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力度。到2004年8月阶段性检查验收结束时，全国的开发区核减数量占原有开发区总数的70%；压缩的规划面积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在开发区总量得到清理的同时，开发区和相应的建设用地供给明确被作为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工具。东部地区的土地供应受到了更严的限制，而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了倾斜。

随着土地供应的严控，而贷款利率却被压低，地价、房价的上升在2003年之后特别明显。土地价格的上升带来了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相应的工资上升，而所谓的“招工难”也在2004年出现。这组现象同时出现，不会是个巧合，却被人们(甚至职业经济学家)所忽略。工资的上涨趋势被作为劳动力“短缺”的证据，却忽略了工资上涨的重要原因是生活成本的上升。离开了由行政干预造成的生产成本突变，很难理解工资的上升会突然出现一个“拐点”。

价格扭曲之下的产业升级

劳动成本快速上升，而资本却是受到补贴的，于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表面上看起来也出现了产业升级。但这种产业升级主要不是因为劳动者变得更聪明了，劳动者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突然长了智慧。工资的上涨更多体现的是生活成本的上升，而不是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从产品上来看，简单由资本替代劳动而实现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实质性的产品创新，总体上来说，只是生产的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了。

简单地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来实现产业升级，在数据上的体现就是每个劳动者生产的平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但劳动者的技能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因此，当企业面临国内外竞争的压力时，企业只会支付由生活成本决定的工资水平。于是，老百姓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日益上升，工资上涨却不跟不上房价，生活压力日渐增加。

劳动生产率在投资推动下上升得比工资更快，企业还能够赢利，但其前提是，产品还能够卖得出去。麻烦的是，如果生产成本上升了，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却没有同步提高，那么，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没有产品上的实际创新，需求一旦下滑，企业的生存就会成问题。这是2012年经济不景气的逻辑之一。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有了提高，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也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伴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同步提高，如果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是这种类型的，那么，在宏观的数据里就不会出现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

产业升级的根本是提高人的素质

产业升级的根本是需要人变得更能干，这样，企业去创新，开发新的技术和产品，正好广大劳动者去生产。我不敢低估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我能确定地说，与劳动成本上升的步伐相比，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提升令人忧虑。从数据上来看，最近十年间，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虽然仍然在上升，但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这个上升的速度却更慢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经过上世纪后二十年的缩小之后，又重新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怀疑，农村居民在家乡接受的教育能够适应未来的产业升级趋势吗？

特别是在当前生产成本上升，而资本却仍然受到补贴的条件下，两种趋势都不利于未来广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一种趋势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品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升级，但生产方式已经资本密集化了。结果，企业新增的生产和投资所能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按道理说，通常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是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的，经济越发达，劳动成本越高，单位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即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越少。中国的情况是，就业弹性已经明显低于一些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国家。

另一种趋势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部分企业的确升级了，对于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其要求的技能不是在农村教育中能够获得的。我在调研中也看到过这类工厂，偌大的厂房没几个人，没有污染，没有噪音，工人戴着眼镜，讲着英文。一方面，这样的企业正在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展开竞争，这是中国需要的。但从整个中国来说，大量的进城农民不能适应这种工作岗位的要求。

让我们来说说“劳动力短缺”。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劳动力短缺，不仅技术工人缺，普通工人也缺。让我来用农民工自己的语言表述一遍。我在中国内地调研，问农民，你们为什么不去沿海打工了，春节回来了就不再去了？农民回答说，“现在沿海的工作，要么是待遇太差，要么是做不了。”

允许我再用通俗的经济学语言把农民工的话翻译一下。他们面临的就是我说的两种产业升级。一种情况是，企业面对劳动成本上升，用资本替代劳动，但他们用的人却没有变得更能干，劳动工资虽然上升了，但却未见得比生活成本上升得快，所以，待遇还是太低。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可能只是少部分)企业真的升级了，甚至走上了国际市场，但他们雇用的人戴眼镜讲英文，农民工做不了。

在当前的中国，没有拿出足够的措施来投资于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反倒为了背书由政策干预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词，叫“倒逼机制”，从上到下都在用。可是我想了几年都没想出来这个“倒逼机制”怎么翻译成英文。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tofu已经成了英文，在维基百科里有解释，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传遍了全球。现在，在国外的中餐馆里，豆苗可以被叫作“Doumiao”，距离上维基百科已经不远。那么，以后和国际同行讨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可以直接使用“Daobi Jizhi”了。我相信，听得懂中文的人会在迟疑片刻后大笑着说，“哦，你说的意思就是distortion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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